越努力，越幸運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文化裡，只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只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麼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面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面有這麼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文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欲」；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

中國文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

人性的逆轉

西方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源於自身，所以就重視解決肉體的痛苦。中國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是親親敬長，就不重視這種問題。這兩種想法哪種更對？當然是前者。現在還有人說，西方人綱常敗壞，過著痛苦的生活——這種說法是昧良心的。

我們知青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結論是：國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於說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沒這麼說。他們只說，算計自己的命值點什麼，這種想法本身就不崇高。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

弗洛伊德對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釋：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之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以便使自己好過一些。對這個道理稍加推廣，就會想到：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

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

肚子裡的戰爭

閒著沒事聊天時，我對他們說：你們對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別給人開刀了。你猜他們怎麼說？「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動——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後半句是毛主席語錄。人的腸子和戰爭不是一碼事，但這話就沒人說了。

一切人間的荒唐事，整個社會的環境雖是一個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個鬧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瘋。這就是說，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鬧，但還要鬧下去，主要是因為胡鬧很開心。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我們知道，在古希臘有個斯巴達，那裡的生活被設置得了無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為亡命戰士，使女人成為生育機器，前者像些鬥雞，後者像些母豬。這兩類動物是很特別的，但我以為，它們肯定不喜歡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歡又能怎麼樣？人也好，動物也罷，都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餵豬時，它已經有四五歲了，從名分上說，它是肉豬，但長得又黑又瘦，兩眼炯炯有光。這傢伙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欄一跳就過；它還能跳上豬圈的房頂，這一點又像是貓——所以它總是到處遊逛，根本就不在圈裡呆著。

它會學汽車響、拖拉機響，學得都很像；有時整天不見蹤影，我估計它到附近的村寨裡找母豬去了。

所有餵過豬的知青都喜歡它，喜歡它特立獨行的派頭兒，還說它活得瀟灑。但老鄉們就不這麼浪漫，他們說，這豬不正經。領導則痛恨它，這一點以後還要談到。我對它則不止是喜歡——我尊敬它，常常不顧自己虛長十幾歲這一現實，把它叫做「豬兄」。如前所述，這位豬兄會模仿各種聲音。我想它也學過人說話，但沒有學會——假如學會了，我們就可以做傾心之談。但這不能怪它。人和豬的音色差得太遠了。

狗也沒用：豬兄跑起來像顆魚雷，能把狗撞出一丈開外。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椰子樹與平等

野史上是這麼解釋的：蠻夷之人，有些稀奇之物，就此輕狂，膽敢藐視天朝大邦；沒了這些珍稀之物，他們就老實了。

人家有幾樣好東西、活得好一點，心情也好一點，這就是輕狂；非得把這些好東西毀了，讓人家心情沉痛。這就是不輕狂

這種椰子樹長在人腦裡，不光能給人帶來物質福利，還有精神上的幸福。這後一方面的差異我把它稱為幸福能力的差異。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賞，有些人就看不懂，這就是說，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較為優越。這種優越最招人嫉妒。消除這種優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給聰明人頭上一問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輕了不管用，打重了會把腦子打出來，這又不是我們的本意。

體驗生活

稻穀的內膜才叫做糠。這種東西我們有，是餵豬的。至於稻穀的外殼，它不是糠，豬都不吃，只能燒掉。

司務長倒不反對我的定義，但他說，反正是憶苦飯，這麼講究幹什麼，糠還要留著餵豬，所以往鍋裡倒了一筐碎稻殼。攪勻之後，真不知鍋裡是什麼。做好了這鍋東西，司務長高興地吹起了口哨，但我的心情不大好。

說實在的，我這輩子沒怕過什麼，那回也沒有怕，只是心裡有點慌。我餵過豬，知道拿這種東西去餵豬，所有的豬都會想要咬死我。豬是這樣，人呢？

關於崇高

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裡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

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後，靠什麼活著？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後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幹活呢？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從親身經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麼事都幹出來了。

羅素先生這樣評價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這些人的理論雖然顯得卑下，但卻關心同胞們的福利，所以他們本人的品格是無可挑剔的。然後再讓我們反過來說——我們這裡的倫理學家既然提倡相反的倫理，評價也該是相反的。他們的理論雖然崇高，但卻無視多數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