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正是如此。一個人從呱呱墜地起,他就命中注定要一個人走完他生命的全程,不管他是歡樂或是愁苦,不管他有許多夥伴或孤單一人,也不管全程是長是短。沒有幾個人能夠再回他的起點,重踏原來的腳印。

但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




更妙的一次,寫到一半,毫無預警,他已睡著了;等護士拿藥進來,把他吵醒,他在沒有提示之下,立刻接著下一句,銜接之順,也令人佩服,他睡前與睡後,腦筋是連線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而跟生日同樣曖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裡。

說明了世界上確實有很多絕頂聰明人,實際上卻是那麼愚昧無知。

無論是哲學或科學,無論是政治或軍事,無論是文化或商業,一旦最高指導原則犯了錯誤,一定是一場悲劇。而它是不是錯誤的,並不一定不可以驗察,只要允許公開辯論就行了。一旦不准許公開辯論,指導原則變成皇后的貞操,不容許質疑,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上帝不能跟每一個人同在,所以賜給他一個母親。

「十八層地獄」的一個場景印象,再嫁是一種醜聞,所以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我內心的焦慮。

「你這個叫炮頭,每次你爸爸在家的時候,你就仗著爸爸的視力不聽話,找彆扭,叫妳回房睡,你偏睡在院子裡,叫你爸爸認為我不疼妳是不是!現在你爸爸不在家,你還仗勢誰?我要活活把你打死!」

我這才逐漸的感覺到,繼母跟親娘不一樣,悲哀和怨恨在心中滋長,不過,事實上,我不是一個可愛的男孩,我倔強、逃學、功課不好、總是打架,也就是在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不聽話、不乖的男孩。我雖然努力討好繼母,但在性格上使我學不會卑膝奴顏,也說不出討人歡喜的一些話。

我一生在求學上所遭遇到的困難,使我終生沒有在一個學校畢過業,從小學到大學,每一個學校如果不是被迫離開,就是從學校開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創造了一些奇蹟,這個終生不斷被開除、從沒有畢過業的現象,應是一項奇蹟。

小學讀二年級,當時老師用「千鈞一髮」這個成語,形容中國命運,解釋說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頭髮,下面懸掛著千斤重量的鋼板,我和小朋友們緊張得小身體都渾身淌汗,第一次為國家付出重重憂心。

我父親是「學」字輩,我這一代是「立」字輩,下一代是「本」字輩。這種用字來排輩分的文化,可能始於大分裂的南北朝時代,是一種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這一點可以看出東西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稱呼爸爸的弟弟為約翰叔叔或強生叔叔,顯示出他們的個體的獨立存在。中國則稱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們親密無間的團皆,個體完全消失了。

家族不如親戚,親戚不如朋友。

他對於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學生,唯一的辦法就是打,每錯一道題,就打五手板。

有家長呵護的孩子不要打,沒有家長呵護的孩子仍是他的出氣筒。出氣筒,是的,由管教學生變成拿學生當出氣筒,是一個脾氣暴躁的教師的自然傾向。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一位老師,我不能原諒他的暴行。

在這一生中,我就後悔我當時不敢拔腿逃走,痛恨自己畏縮,沒有膽量。尤其是我必須自動伸出手挨打,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的重大悔辱,我不能忘懷。幾十年後我終於長大了,甚至長老了,我雖然沒有報復,但卻轉化成一種強烈的訴求,那就是我反對任何體罰,認為凡是體罰學生的教師,都應受到嚴厲的譴責。

我害怕學校,又逃不出學校,天地之大,我看起來只是一個牢籠。

我以輝縣平地人的身分看盤上山地人,縣城距盤上大約二十公里,認為盤上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而開封人看輝縣人,也認為輝縣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北京人看開封人,同樣認為開封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南方人看整個北方人,也認為北方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後來更發現,外國人認為中國人也都言語奇怪,沒有教養。

很多同學以及一部分老師,總誇獎我聰明,我確實聰明,但一個人一旦聰明倒認為不用學習就什麼都會的時候,就已經走到盡頭了。大家不是都說我聰明嗎?聰明不能使我學會功課,卻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黨的好朋友,考試的時候,專門傳小抄給我。

有一天,當我玩耍回家的時候,沒有進門就聽到繼母跟父親吵鬧的聲音,最熟悉的開封家裡那種扯破尊嚴、下流的嘶喊和辱罵,突然間重現眼前,繼母那種麗聲尖叫和不停的跳腳,輝縣人雖然原始落後,沒有見過世面,但是也沒有見過女人這樣發威的場景。大家所受的驚嚇,遠超過習慣這種叫罵的我。

姥姥是一個忠厚的老實人,也是一個最可憐的老人。

我自認小時候是一個壞孩子,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家庭教育,沒有累積下教養,個性又十分頑劣,使我無法成為一個馴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歡看的武俠小說,恰好和我潛意識中的反抗性格結合。

凡是參加蘿蔔團的同學,多少都會受白菜團同學的輕視或欺悔,不知道這是一個文化現象,或是個別的氣質,有錢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窮朋友,有錢人家的小孩四湖也同樣看不起他貧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學校為什麼設立這樣強烈對比的伙食團,這對窮孩子的自尊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們於是乎經常採用暴力──打架、罵粗話、跟老師對抗等等手段,來平服自己內心的自卑。(會讀書,不會讀書)

為了提升學生們的程度,規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課,全體學生都要留校而由老師們義務為大家補習。這種循循善誘的情誼,在以後多少年的日子裡,一想起來就深為感動,可是那個時候年齡還小,不能領會善良老師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長中逐漸顯現出來。星期天本來是應該玩的,為什麼不准玩?而且我爭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對這種無理的壓力有強烈的反彈意識。

心裡確有反抗的衝動,結果我沒有喊出來,因為我還是有點害怕。「郭定生冒犯師長,開除學籍。」、「你還不快逃,他們叫警察來了。」我才覺得真正不對勁,我本還想逞英雄,站在那裡,表示毫不動搖,但我實在是害怕到極點,於是就像一隻土撥鼠一樣,狼狽地順著小徑,跑得無影無蹤。這是我錯誤的第一步,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後悔終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來一遍,我絕不會冒犯老師。

一個煙癮來襲的人本來全身癱瘓,無氣無力,眼睛發直,毫無克制能力的流著口水,那種狼狽的情況,使人震驚。千萬記住,吸毒的人沒有羞恥心,絕對沒有羞恥心,女人就在這個時候賣淫,男人就在這個時候偷竊,只要能得到一包白粉。

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的典型人物!繼母總是發誓一定要戒斷。如果她不戒斷,她就是沒有心肝的禽獸。客人所知道的吸毒的壞處,繼母全知道,而繼母從深層挖掘出來的深一層的害處,連來說服她戒菸的客人都震驚得無話可說,我和弟弟妹妹們,在一旁親眼看到聽到,每一次都深深感動,認為家庭的災難終於過去了。然而,繼母照樣吸她的毒。

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鄉村,識字的男人,也就是讀過書的知識份子,為數不多,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文盲。男性的知識份子已經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識份子,更稀少的可憐。不要說識字的女性,就是從沒有纏過足,一直是天族的女性,在三零年代仍是罕見的稀有動物。

我從小就懷疑中國人對美和醜的鑑賞能力。

那時候的戀愛,都發生在表親之間,一旦雙方面關係是表兄妹,那簡直是天造地設,鐵定的一對,非戀愛不可,這由一零、二零年代,民國初年暢銷的小說書上,描寫的都是表兄妹戀情,可以得到證明。
絕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來達到自私的目的。

國民政府實行全國高中學生暑假軍事訓練,這是一個大規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統一運動。那些可塑性最強的青年,包括我在內,入伍不久就馴服的接受了這項思想,我們真的相信,蔣中正是英明的領袖,和民族的救星。

安內攘外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行動原則,既然有爭議,就不必去爭議,我們可以說,某種情形之下,這個原則是正確的,然而蔣中正卻在這個政策上失敗。

人生,挫折不可避免的,如果處理得不好,它就變成災難;如果處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層樓的階梯。

張學良以中央軍副統帥的身份,不僅暗中把中央軍的彈藥武器金錢輸送給敵人,還把中央軍的行動通知敵人,使敵人得以設下埋伏,這顯然是陣前叛變,而更扣押統帥,幾乎使全國陷於混戰,更是一種絕對不可以原諒的叛徒的行為。可是,到了後來,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同情張學良,並不是否認他是叛徒,而是對蔣中正軟禁他三十年之久,所作的強烈的反感。

毆打繼母在中國是一個多麼嚴重的惡行,它被全民、尤其是被儒家知識份子所譴責,也被政府當作殘酷的鎮壓目標。

多少年後,甚至到今天,我垂垂已老,仍不後悔對繼母的這次反抗行動,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把繼母毆打那一頓,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的懦弱。

做為一個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國。美國四出侵略,在世界上反而落個美名。英國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後來都成為擁護英國的友邦。只有日本,皇軍所到之處,除了種下仇恨的種子外,其他沒有任何收穫。

中國的腐敗、落後,與內部嚴重的分裂,把日本誘惑得如癡如狂,認為如不把這個鄰居一口下肚,簡直天理不容。

我希望(一輩子都這樣希望)跑到一個用不到文憑的地方,老死在那裡。

我一直慚愧這次對禮教的順從,假設人生能夠重來一遍的話,我絕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人並不信神,而只信鬼。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對抗日本和共產黨的沉重任務,交在我們手上。我們不知道如何去辦,中央團部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去辦。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態度,也不比共產黨對國民黨好到哪裡。他們最初把共產黨稱為「異黨」,後來轉變成為「匪黨」,只要狹路相逢,同樣暗下毒手。很多青年被槍斃、被活埋、被丟入黃河,到死都不知道他們觸犯的是哪一方?和他們愛國到底犯了什麼罪?

「中國人竟這麼徹底貧窮!」我開始懷疑: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如果是一個優秀的民族,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農民還在吃糠?

一個革命青年不應該計較任何名分。

劉峙是國民政府中有名的飯桶將軍,他除了拍馬逢迎外,什麼都不會。大隧道慘案雖然使他去職,但依照傳統官場文化,他不久就另外發表新職,而且是升了官。

「點名之後,領袖對我有了印象。」「放心吧,領袖對你不會有印象,點名是叫你對領袖有印象。」「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族可以斷送自己的地步。」可惜,我是一個沒有福氣的人,個性使我不吐不快。後來,遇事不但仍然說出來,更糟糕的是,甚至還用筆寫出來。

大學!你的大門怎麼難進!

我身子忽然發抖,我這個無母的孤兒,到了後來,有人誇獎說我無所畏懼,其實不然,我最畏懼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溫暖。

辦公室上一個無心的作業,往往使人的命運產生基本變化,假定我不懂東北大學,以後發展的軌道,可能不會走向台灣。

無論本省與外省同學,對於這種明顯的貧富差別待遇,竟然都無動於衷,認為是天經地義。

那時候男同學也有女同學的八倍之多,一直使女同學的身價,居高不下,外省同學因為窮得出奇,也就先天的屈於下風。男女兩人發生肉體關係並不等於跟對方寫下了保證書,她為什麼不能離開他?只要她想離開,她就有權離開。女人和男人睡一覺,就等於是簽下賣身契,萬世不能翻身,這是古老的男人壓制女人的手段,在二十世紀大學生腦筋裡居然存在,使我大為驚惶。

多少年來,「感覺」常使我洞燭機先,但也常使我備受傷害。

喧騰國際十二年之久的希特勒的感性誓言:他一輩子都不結婚,因為他愛德國,已和德國結婚,現在卻硬生生地跟一個活女人海誓山盟,這一些對我而言,都是嚴肅的教育: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諾和誓言的人,不是轉用它欺騙別人,就是已成為無可救藥的白痴。

這些大學生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高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跳舞?我幾乎是立刻就找到答案:我們是一個沒有歌聲的民族、沒有舞蹈的民族。傳統文化真是一個大醬缸,不要說不識字的小民,即令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大學生,一個個也都被醬成乾屎橜、醬蘿蔔。反傳統文化的思想,被這次營火啟蒙。

什麼是原子彈?沒有一個同學追問,日本仍是一個一流的強國。如果投在中國,恐怕三年之後,也不知道我們遇到了什麼。

蔣中正卻是一位反體制的先鋒,他一方面創造法律,一方面也破壞法律。

傳統的敬酒方式,和我的性格發生衝突。傳統敬酒,一向不管別人死活,只知道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威迫利誘,甚至哀求,目的只要對方喝酒,而且聲稱:「你如果把我當成朋友的話,請喝下這杯!」的威脅,敬酒的目的是表達自己的友情,使朋友高興,而不是表達自己的霸氣,使朋友痛苦。後來檢討,我拒絕的不僅是酒,而是那種氣氛和那種心態。粗脖子、紅眼睛的,那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敬酒,那是一種蛇飲。

日軍在中國的種種暴行,只是戰爭使人類體內潛伏的獸性爆發的結果:如果中國軍隊攻進東京,我不相信會比日本軍隊好到哪裡。使人大惑不解的是,德軍已為納粹的暴行像是人道歉,世人尊敬日耳曼民族是一個光明磊落、高品質的民族。日本卻始終拒絕承認他們曾經侵略,一味玩一些只有小小孩才玩的花樣,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出中國」,真使人作嘔。如果能選擇敵人的話,我們也不屑這樣窩囊的敵人,我們盼望的敵人是勝得漂亮、敗得漂亮。

一個國家為什麼不能有一個共同使用的語言?政府官員每天都好像十分忙碌,難道對他的國民不能互相溝通,毫無感覺?語言不同,是政治紛爭的主要一個原因。

「真」與「偽」完全跟著政治氣象走,片刻都不遲疑。

「共產黨真行!」、「不,這是恐怖下的產物,中國沒有管束自己的能力。」抗戰末期,政治腐敗到極點,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風紀也完全蕩然,國軍和土匪海盜,沒有分別,不要說從來不排隊,甚至從來不買票。一旦巢穴傾覆,只好排隊買票,而且還排的這麼規矩,只不過失去靠山,膽都碎了。

維持尊嚴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對飢餓和貧窮充滿了憎恨,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

每一個年輕人口中都在互相稱呼革命同志,我受不了那種虛假,有一種不能忍耐的衝動,共產黨的同志愛是制式的,一種紙花的美麗,比國民黨的同志愛還不可信賴。

國軍被人民解放軍徹底擊潰。這對大多數來說,是個意外,但對我來說,幾乎完全在意料之外。國軍的腐敗和喪失民心,已經到了谷底,軍紀蕩然無存,軍隊既不知道為什麼作戰?也不知道為誰作戰?剛到任的廣東省主席宋子文,第一道命令卻是要各縣修一個飛機場,以便他前往視察。覆亡逼在眉睫,還在那裡兒戲,使我悚然。相反的,人民解放軍的清新的形象,卻是有口皆碑。

人生的道路上,一個小石子有時候都會使你轉變方向,走入另一個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使我感覺到像台灣這樣的,有一種氣候、土壤、人情、風俗融合在一起,令人感到被接受的溫暖。台灣中華人的兩大族群──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一種移民的性格,那就是包容性。北方氣候嚴寒、冰天雪地,生存不易,和南方人比較,南方朋友的胸襟比較寬大,人和人相處盡可能地維持禮貌,保持從容,為自己也為別人留餘地。一個窮苦沒落的朋友前往投靠,他們總會善言接待,獻一杯茶。而北方人比較緊張,朋友一進門,主人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哭窮,把自己形容成一級貧戶,以使進門的朋友在聽到主人即將餓死的慘境之下,不能開口求援,只好起身告辭。

「閱讀非法書刊,為匪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竊聽共匪廣播,處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當天,我已經羈押了七個多月。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而且是慘敗。對於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無法一一處置,才把一些他們認為不足輕重的案件作一清理,大批釋放,我不過是幸運者之一。但幸運只能使人恢復自由,不能恢復工作。

我住在「附工」教職員宿舍,只有六個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這樣得度完我的餘年,我太疲憊了,可是苦難不會這麼輕鬆放過我。

那時政府有一個連自己都不相信的口號:「一年準備,二年反抗,三年掃蕩,五年成功」。重返大陸雖然不像後來那樣完全絕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麼的渺茫,也都互相體諒,甚至古禮在台灣落地生根。

對一個東方人而言,如果不瞭解聖經,簡直無法了解西方,聖經是西方文明的基礎。

中國教師沒有一個敢提出抗議。我決定用我的方法表達出來,表面上看來只是反抗美國人種族歧視,其實,我更憤怒這些中國人的畏怯和奴性(敢怒不敢言)。

我的野性,與其說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寧說是傾向文藝的和文學的。我從少年時代,就被各式各樣的武俠小說迷住,還幾乎瀏覽了當時大部份傳統的社會小說。

魯迅小說的沉重和積鬱,那種每一個字都像石磨一樣在心靈上轉動的壓力,把問題冷峻的刻劃出來。真正對我寫作啟蒙、以後對我寫作有幫助的,卻是一部既平凡又奇怪的書,那就是《作文描寫辭典》。

《自由中國》傳播民主自由思想,對社會弊端的直言不諱,在五零年代,成為台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那是撤退到台灣後,喘息舐傷,大陸上的慘敗,不但沒有使國民黨有任何醒悟,反而認為:「共產黨的成功,是我們國民黨太善良的緣故。」

蔣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歡慶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領袖,在台灣這個小島上,已聽不到任何追究大陸失守責任的聲音,而只有眾口一辭的讚美民族復興的救星,蔣中正自己也終於相信這一些都是真實的。

1956年,蔣中正忽然頒發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徵求直言詔」一樣,要各方面不要顧忌,盡量對政府提出批評。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永遠不會下達這種要人民批評的命令,因為輿論每天都在批評。

國民黨自從撤退到台灣,一提到共產到就心膽俱裂。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有鑑於過去潛伏的共產地下黨的氾濫,更變得歇斯底里。

在官場上一個重要法則,當你不知道頂頭上司是說什麼意思的話,千萬不要發言,當你被逼非發言不可的時候,那就要看你的聰明了。

越是有權柄的人,他的神經繃得越緊,盲點也越多。

巫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是無所不在的病毒,被咬過的人,才知道他的厲害。一切謹慎就是,不要得罪人。謹言慎行。我平常本樹立了不少 敵人,現在,更成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不到一些醜聞,和足以置我於死地的共產黨有關的一些傳言,越來越嚴重。我完全孤立,沒有一個人和我說話,也有一些朋友前來勸解。不在乎任何批評和阻礙,正是我的盲點。

社會的黑暗,反映這個社會的品質,傳統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不把人當人,尤其不把女人當人。雜文富於社會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條鞭子,它雖不是魯迅先生所創的文體,但卻是由它發揚光大,他更是對抗暴政的利器,因為它每一次出擊,都直接擊中要害,但也是一種兩頭尖的利器,會同時傷害到自己。在那個威權至上而肅殺之氣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會如一潭死水。

由於對共產黨深懷恐懼,所以把共產黨視為天神,認為它既無所不在,又無所不能。

「警備司令部的說,柏楊以後該乖了吧!」偏偏,我不但沒有變乖,反而從內心激發出一種使命感,覺得應該接下自由中國交出來的棒子。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靠著膽大包天和一時的運氣,發揮了聾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斷寫下去。為了減少阻力,我用最不嚴肅的方式,討論最嚴肅的問題,幽默最容易凝聚讀者群,也最容易引發更多人關注我們社會的病態。

我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

理論對創作並沒有太大幫助,而只對欣賞有幫助。

嫉妒,也就是「紅眼病」,是醬缸文化最可怕的病毒。白色恐怖時代,每一個新聞記者、每一個作家,心裡都有一個小型警備司令部,落筆的時候,會自動提出質疑:「警備司令部會有什麼想法?」

「自以為是民族救星」,結果一個字判一年,八個字判八年,恐怕是世界上最昂貴稿酬,這正是當年文化人的處境。

承認A罪刑,不是災難結束,而是災難的開始。特務如果在乎犯人死活,他就不是特務了。
我相信他們在社會上,一定會是一個溫柔敦厚的朋友,可是無限權力和潛在的獸性,使他們變性。

你真是小說,你這篇小說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政商檢調警是一體的,法律在他們手上,我們束手無策。

當初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絕食,這時也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覺得荒謬,其中一個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的理由是:「我要活下去,好記下我的遭遇!」

自從羅馬法頒布以來,再野蠻國家的法律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布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

因而獲得美國支持的信心大增,認為美國的友誼牢不可破,永不會拋棄我們,把毒氣遷儲台灣,就是顯明的保證。

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一個毛病,恐怖時期的政府,總是在它的領海上找一個孤島,囚禁重要人犯,法國就有一個魔鬼島,南非也有一個羅本島。日本佔領台灣時,就把火燒島當作囚禁反日份子的天然監獄,台灣回歸祖國以後,國民政府把火燒島改名為綠島,但它的任務並沒有改。

政治犯監獄,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瘋子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廢鐵的地方,也是出金剛的地方。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和基本教育,坐牢的時候,會毫無遮攔地呈現出來。

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不可原諒的罪惡深為痛恨,自然而然地傾向社會主義。

堅強的性格,使他無法放棄他的理念。

「我們從不教人招什麼,你自己做了什麼,就招什麼。」如果只看筆錄,只看口供,每句話都是囚犯說的,事實上,每句話都是特務說的。


好像是黑社會的洗錢一樣,軍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業,使它合法而已,軍法官假定判決某一個政治犯無罪,他的下場就是自己成了下一個政治犯。

大腦是一個最難控制的東西,越是不願去想的事,越會更強烈的去想。鐵窗外面的事不去想!

這樣作,不但尖銳的違反傳統,簡直是另立傳統,一定會招來老傳統的反擊「管什麼傳統?應該只管創新,能不能夠站得住腳,由讀者決定。」

「日有所見,夜有所夢」日無所見的時候,儲備不出來作夢的素材,自然無夢。長期坐牢的政治犯心靈,好像壓乾了的果實,失去原有的滋潤和滋味。

任何歡樂都有結束的時候,團圓也都有缺失的時候,原是一種人生無可奈何的結局。然而,如果改為「天下沒有不結束的暴政」,同樣也是一種定律。

由當年極端崇拜,到逐漸對他質疑,信心動搖,以致完全崩潰。這位全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喪失了一萬平方公里巨大的國土,把十億「敬愛他、服從他領導」的人民,丟棄給一個被稱為「共匪」的殘暴敵人,自己落荒而逃,逃到大海一角,竟沒有絲毫責任,責任反而都是別人的,也不受任何法律審判,反而要審判別人,狼狽的失敗,反而證明他更英明,實在令人作嘔。

就是因為你不聽話,才教訓教訓你。你看,你到現在仍然不聽話,竟想回絕上級的安排,你以為我們不敢管訓你是不是?

一個充滿了勢利眼的社會,固然使人心寒,但一個完全沒有勢利眼的社會,也會平淡枯燥。歷史上沒有奸邪,哪能顯出忠貞?沒有勢利眼,又怎麼顯現出道義美德。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人世真如滄海桑田,美景從來不會重現。「你為我們坐牢,太辛苦了!」

「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我立刻有一種被悔辱的感覺,她表達的正是傳統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種思想。于紉蘭大姊當然不會悔辱我,她只是想減少我的痛苦,但這兩句話卻說明了中國人沉淪醬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據理力爭。傳統文化中,既成事實就是真理,只要幫兇喊一聲,哭聲就得停止,訴冤就得停止,追查兇手就得停止。膽敢不停止,就是別有居心,非善良之輩,應受到嚴厲譴責。於是,中國人遂被訓練為永遠像權勢下跪的動物。

我認為「又怎麼辦」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這是暴君暴官畏懼報復,專門為培養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綱領,被害者這一方不能用來麻醉自己。

「緣」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這個土壤,自然迅速長出果實。

在我們國家裡,作家的言論一旦受到箝制,或政府決心興起文字獄,很多知識分子,不是閉口自保,就是索性縱身投懷,希望分一點渣汁。就是在旁鼓掌稱快,甚至認為暴君暴官下手太輕!中國人真是病了,文化人更是病的沉重。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悲慘的內鬥,醬缸文化孕育出來的定律如此。

一個國家為什麼一定要那麼大?人民幸福才是第一重要,國土大而人民生活貧苦,只能算是地域。「聖瑪利諾」他們至少七百年沒有戰爭,也就是說,從宋王朝迄今,都平安的度神仙歲月。多麼奇妙的山河!多麼幸福的人生!

文化人最大的錯誤,就是高估暴君贓官們的智慧,認為他們會做某些事,或不會做某些事。

少數人霸占壟斷知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每一個普通讀者都可以直接吸收知識。

人,如果靈性高一點,人性也會相對提升。有些人有的是鬥爭能力,卻獨缺幽默,使人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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