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努力，越幸運

謙卑學習班

他就是那個我們花錢買票聽他嚷嚷的人。這麼個傢伙往台上一站，大家都倍感親切，因而鴉雀無聲。此人說道：我的課只講一句話，講完了整個學習班就結束……雖然只是一句話，大家記住了，就會終生受用不盡，以後永不會狂傲——聽好了：You are an asshole！同時，他還把這話寫在了黑板上，然後一摔粉筆，揚長而去。這話只能用北京俗話來翻譯：你是個傻×！

中國常有人不惜代價，冒了被踩死的危險。擠進體育館一類的地方，去見見大名人，在裡面涕淚直流，出來後又覺得上當。這道理是這樣的：用不著花很多錢，受很多罪，跑好遠的路，洗耳恭聽別人說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夠了。

荷蘭牧場與父老鄉親

實際上，這些運河、風車、牧場，都是十七世紀時荷蘭人的作品。我從十七歲就下鄉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土地。

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窪地裡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幹，犯不著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於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

身體在受罪，思想也更壞了，變得更陰險，更奸詐……當年我在老家插隊時，共有兩種選擇：一種樸實的想法是在村裡苦挨下去，將來成為一位可敬的父老鄉親；一種狡猾的想法就是從村裡混出去，自己不當父老鄉親，反過來歌頌父老鄉親。這種歌頌雖然動聽，但多少有點虛偽……站在荷蘭牧場面前，我發現還有第三種選擇。對於個人來說，這種選擇不存在，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不僅存在，而且還是正途。

生命科學與騙術

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但是，這種體會過於深奧，對大多數中國人不適用。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科學有移山倒海的威力，是某種叫做「科學家」的人發明出的、我們所不懂的古怪門道。基於這種理解，中國人很容易相信一切古怪門道都是科學，其中就包括了可以呼風喚雨的氣功和讓藥片穿過塑料瓶的特異功能。我當然要說，這些都不是科學。

數學家證明了什麼，總要把自己的證明寫給人看；物理學家做出了什麼，也要寫出實驗條件和過程。總而言之，科學家聲稱自己發明、發現了什麼，都要主動接受別人的審查。

中國人在科學面前，很容易失去平常心。科學本身太過深奧，這是原因之一。民族主義是另一個原因。眾所周知，現代科學發祥於外國，中國人搞科學，是按洋人發明的規則去比賽規定動作。很多人急於發明新東西，為民族爭光。在急迫的心情下，就大膽創新，打破常規，創造奇跡。

從表面上看，科學只認理不認人，彷彿它是個開放的領域，誰都能來弄一把，但在實際上，它又是最困難的事業，不是誰都能懂，所以它又最為封閉。從表面上看，科學不斷創造奇跡，好像很是神奇，但在實際上，它絕無分毫的神奇之處

我看老三屆

人生在什麼國度，趕上什麼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所以這件事說到底，還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歷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

對殘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當殘疾人。

羅素先生曾說，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為這個原則是說，當語及他人時，首先該把他當個尋常人，然後再論他的善惡是非。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從最深的意義上說，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畢竟屬同一物種。人的成就、過失、美德和陋習，都不該用他的特殊來解釋。

我的師承

現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良錚先生和王道乾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

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

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以他們二位年輕時的抱負，晚年的餘暉，在中年時如有現在的環境，寫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錚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代文學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為什麼現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

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著自己。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應該像音樂。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訴我說，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起來極為悅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灑落於地。

我能夠聽到小說的韻律。這要歸功於詩人留下的遺產。

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這是我們的不傳之秘。隨著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寫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們的書還在，可以成為學習文學的範本。

蓋茨的緊身衣

真正的小說家不會喜歡把小說寫得像電影。我記得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和音樂是同質的東西。我討厭這個說法，因為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了音樂，就說不出小說該像什麼了；但也不能不承認，這種說法有些道理。小說該寫人內在的感覺，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僅此還不夠，還要使這些感覺組成韻律。音樂有種連貫的、使人神往的東西，小說也該有。既然難以言狀，就叫它韻律好了。

《1984》這樣的書對我有幫助，是幫我解決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決的是有關小說自身的疑惑。這本書的絕頂美好之處在於，它寫出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別的事件，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

現代小說有這樣的傑作，人若不肯看小說，那是人的錯，不是小說的錯。

關於格調

正如我們現在說，有些事格調高，有些事格調低。假如我們重視格調高的東西，輕視格調低的東西，自己的格調就能提升。

就愛情電影而言，顯然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格調高雅，但是晦澀難解。另一種較為直接，但是格調低下。

我反對把一切統一到格調上，這是因為它會把整個生活變成一種得分遊戲。一個得分遊戲不管多麼引人入勝，總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藝術，何況它根本就沒什麼意思。假如我要寫什麼。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調不格調；正如談戀愛時我決不從愛祖國談起。

要使一個社會中一流的作者去寫色情文學，必須有極嚴酷的社會環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色情文學是對假正經的反擊。

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當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則要麼不承認有這麼回事，要麼除此什麼都不想。

關於幽閉型小說

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面對著年輕的女人，只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幹這幹那，一刻也不能得閒，幹完了又說她幹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

這種故事發生的場景，總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人們在那裡浪費著生命；這種故事也就帶點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假如一個社會長時間不進步，生活不發展，也沒有什麼新思想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一種噩夢。這種噩夢會在文學上表現出來。這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生活中感到煩躁時，就帶有最深刻的虛無感。

所謂幽閉類型的小說，有這麼個特徵：那就是把囚籠和噩夢當作一切來寫。或者當媳婦，被人煩；或者當婆婆，去煩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顧影自憐；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

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努力去做事，拚命地想問題，這才是自己的救星。

可以寫《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樣的作品，或者，像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那樣的小說。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