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努力，越幸運

《代價論》、烏托邦與聖賢

反面烏托邦。這後一種題材生命力尤旺。作為一種制度，它確有極不妥之處。首先，它總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制度，壓制個人；其次，它僵化沒有生命力。最後，並非最不重要，它規定了一種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對它多有批判，鄭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說，烏托邦可以激勵人們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氣，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裡想像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麼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

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經歷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道德職守，傳統價值觀念這些事對於知識分子只是未節，他真正的職責在於對科學和文化有所貢獻；而這種貢獻不是僅從道德上可以評判的，甚至可以說，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

在一個社會裡，大眾所信奉的價值觀，是不是該成為知識分子的金科玉律呢？我認為這是可以存疑的。

科學家維納認為，人在做兩種不同性質的事，一類如棋手，成敗由他的最壞狀態決定，也就是說，一局裡只要犯了錯誤就全完了。還有一類如發明家，只要有一天狀態好，做成了發明，就成功了，在此之前犯多少次糊塗都可以。

玉先生說，知識分子會腐化社會，我認為是對的，姚文元(「四人幫」成員之一)也算個知識分子，卻喜歡咬別的知識分子，帶動了大家互相咬，弄得大家都像野狗。他就是這樣腐化了社會。

以人口比例來算，現代一切科學文化的成果，就該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國。實際上遠達不到這個比例。

同類相殘（文人相輕）

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貧乏。沒有感性的天才，就不會有瑪格麗特·莒哈絲《情人》那樣的傑作；沒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沒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寫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頭腦就要在感性和理性兩方面再豐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決問題的。

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可以干兩件事：其一，創造精神財富；其二，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一樣向來比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樣上也較出色。「重建精神結構」是好事，可別建出個大籠子把大家關進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頓。我們這個國家最敬重讀書人，可是讀書人總是不見太平。大家可以靜下心來想想原因。

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

東西方精神的最大區別在於西方人沉迷於物慾，而東方人精於人與人的關係；前者從征服中得到滿足，後者從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中汲取幸福。

舒服了還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奪自然的動力。

這在控制論上叫作正反饋，社會就相當於一個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種待滿足的物慾，在慾望推動下採取的行動使慾望滿足，得到了樂趣，這都是正常的。樂趣又產生慾望，又反饋回去成了再做這行動的動力，於是越來越凶，成了一種毛病。

凡高級動物腦子裡都有快樂中樞，對那地方施以刺激，你就樂不可支

中國的傳統道德，講究得過了頭，一樣會導致抽瘋式的舉動。人行忠孝節義，就能得忠臣孝子節婦義士的美名，這種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節義，循環往復，最後你連自己在幹什麼都搞不清。

幸福的來源，就是不計苦樂、不計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這種需要的種類、份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

一種需要本身是不會過分的，只有人硬要去誇大它，導致了自激時才會過分

工作與人生

人在童年時從朦朧中醒來，需要一些時間來克服清晨的軟弱，然後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時分，他的精力最為充沛，但已隱隱感到疲憊；到了黃昏時節，就要總結一日的工作，準備沉入永恆的休息。

我對權力沒有興趣，對錢有一些興趣，但也不願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寫小說)，並且把它做好，這就是我的目標。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總不會是一個都沒有。

總而言之，幹什麼都是好的；但要幹出個樣子來，這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人在工作時，不單要用到手、腿和腰，還要用腦子和自己的心胸。我總覺得國人對這後一方面不夠重視，這樣就會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樂最主要的源泉，對生活的態度也會因之變得灰暗…

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麼樣子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