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努力，越幸運

知識分子的不幸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麼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謝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褚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

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理。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文化革命」裡就死人不少，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平的大倒退。

我忽然發現，任何一種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內，如果被濫用，都可以成為打人的棍子、迫害別人的工具。瀆神是罪名，反民族反傳統、目無祖宗都是罪名。

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聖人」）。

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於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制高點，就可以壓制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域裡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誘惑力。

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任何一個知識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會形成自己的哲學、自己的信念。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跡象，所以不想最終皈依什麼——這塊地方我給自己留著，它將是我一生事業的終結之處，我的精神墓地。不斷地學習和追求，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這件趣事從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給閹了……

你會說：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這麼渾渾噩噩地活著，簡直是種災難！所以，必須有種普遍適用的信念，我們給它加點壓力，灌到他們腦子裡！你倒說說看，這再不叫意識形態，什麼叫意識形態？

花刺子模信使問題

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刺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餵老虎。於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刺子模君王類的人。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

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刺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刺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裡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刺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

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於，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

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復興」。

跳出手掌心

有了使不盡的錢，也不見得能做出突破性的發現。實際上，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天才的發現都不是金錢直接作用的結果。金錢、權力，這在現世上是最重要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一面，但還有另一面。說到天才的發現，我們就要談到天才、靈感、福至心靈、靈機一動等等，決不會說它們是某些人有了錢、升了官，一高興想出來的。我要說的就是：沉默地思索，是人類生活的另外一面。

思索是一道大門，通向現世上沒有的東西，通到現在人類想不到的地方。

莎士比亞的戲現在還在演，將來也要演。

在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的領域之內，國人的確是在使用一種雙重標準，那就是對外國人的作品，用藝術或科學的標準來審評；而對中國人的作品，則用道德的標準來審評。這種想法的背後，是把外國人當成另外一個物種，這樣對他們的成就就能客觀地評價；對本國人則當作同種，只有主觀的評價，因此我們的文化事業最主要的內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種界限為大家所認同，誰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

小說家力圖寫出一本前所未有的書，正如科學家力圖做出發現，是值得讚美的事。

在中國做知識分子，有一種傳統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傳下來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個循規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樣，做出了樂趣，再去管別人。

由這樣的模式，自然會產生一種學堂式的氣氛，先是求學，受教，攢到了一定程度，就來教別人，管別人。如此一種學堂開辦數千年來，總是同一些知識在其中循環，並未產生一種面向未來、超越人類的文化

只產生了一個極沉重的傳統，無數的聰明才智被白白消磨掉。倘若說到世道人心，我承認沒有比中國文化更好的傳統——所以我們這裡就永遠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別的。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幹什麼，然後再決定是不是需要積極和振奮。

喜歡蕭伯納的朋友一定記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劇裡，安德謝夫先生見到了平時很少見到的兒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較一下兒子，就問他能幹點什麼。他答道：幹什麼都不行，我的特長在於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對，斯泰芬先生是說他在倫理道德方面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安德謝夫把斯泰芬狠狠損了一頓，說道：你說的那件事，其實是世界上最難的事。

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與此有關的一切事都搞清。這是最高的智慧，絕不是最低的一種。這件事絕不輕鬆，是與非並不是不言自明的。

我看文化熱

看來文化熱這種現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種近似之處。

文化就是這種子弟門庭，決不容痞子插足。如此看來，文化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還有點黨同伐異的意思；但我不願把別人想得太壞

我知道一種文化的定義是這樣的：文化是一個社會裡精神財富的積累，通過物質媒介（書籍、藝術品等等）傳諸後世或向周圍傳播。根據這種觀點，文化是創造性勞動的成果。

現在可以回過頭去看看，為什麼在中國，一說到文化，人們就往倫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為這是種歷史的誤會。眾所周知，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開創的倫理學、道德哲學。這當然是種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別人也不會承認有我們這種文化。

這又造成了一種誤會，以為文化即倫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應該是多方面的成果——這是個很大的錯誤。不管怎麼說，只有這麼一種成果，文化顯得單薄乏味。打個比方來說，文化好比是蔬菜，倫理道德是胡蘿蔔。說胡蘿蔔是蔬菜沒錯，說蔬菜是胡蘿蔔就有點不對頭

文化之爭

羅素所說的「真知」是指科學。這種知識，一個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學會。眾所周知，科學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是在價值的領域。因此有人說它淺薄。不過，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時間去學，就會發現，它和儒學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書，把聖人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牢牢地記住。讓儒士成為聖人的精神複製品。科學並不提倡學者成為某種精神的複製品，也不自稱有某種魔力。因為西方知識分子搞出了這種東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們相信羅素先生的說法，西方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拆了自己的台。

我們知道，文化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

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發現自己的權威因為西方知識分子的活動而喪失，所以仇恨西洋學術和外國人

由知識的差異可以產生權力。讓我們假設世界上的人都很無知，唯有某個人全知全能，那麼此人就可能掌握權力。科學家和聖賢的區別在於，前者不但尋求知識，還尋求知識的證明。不幸的是，證明使知識人人可懂，他們就因此喪失了權力。

有人會說，我要復興國學，只是為了救民於水火，振興民族的自尊心。這就等於說，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並且以天下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