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正是如此。一個人從呱呱墜地起，他就命中注定要一個人走完他生命的全程，不管他是歡樂或是愁苦，不管他有許多夥伴或孤單一人，也不管全程是長是短。沒有幾個人能夠再回他的起點，重踏原來的腳印。
但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
更妙的一次，寫到一半，毫無預警，他已睡著了；等護士拿藥進來，把他吵醒，他在沒有提示之下，立刻接著下一句，銜接之順，也令人佩服，他睡前與睡後，腦筋是連線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而跟生日同樣曖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裡。
說明了世界上確實有很多絕頂聰明人，實際上卻是那麼愚昧無知。
無論是哲學或科學，無論是政治或軍事，無論是文化或商業，一旦最高指導原則犯了錯誤，一定是一場悲劇。而它是不是錯誤的，並不一定不可以驗察，只要允許公開辯論就行了。一旦不准許公開辯論，指導原則變成皇后的貞操，不容許質疑，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上帝不能跟每一個人同在，所以賜給他一個母親。
「十八層地獄」的一個場景印象，再嫁是一種醜聞，所以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我內心的焦慮。
「你這個叫炮頭，每次你爸爸在家的時候，你就仗著爸爸的視力不聽話，找彆扭，叫妳回房睡，你偏睡在院子裡，叫你爸爸認為我不疼妳是不是！現在你爸爸不在家，你還仗勢誰？我要活活把你打死！」
我這才逐漸的感覺到，繼母跟親娘不一樣，悲哀和怨恨在心中滋長，不過，事實上，我不是一個可愛的男孩，我倔強、逃學、功課不好、總是打架，也就是在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不聽話、不乖的男孩。我雖然努力討好繼母，但在性格上使我學不會卑膝奴顏，也說不出討人歡喜的一些話。
我一生在求學上所遭遇到的困難，使我終生沒有在一個學校畢過業，從小學到大學，每一個學校如果不是被迫離開，就是從學校開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創造了一些奇蹟，這個終生不斷被開除、從沒有畢過業的現象，應是一項奇蹟。
小學讀二年級，當時老師用「千鈞一髮」這個成語，形容中國命運，解釋說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頭髮，下面懸掛著千斤重量的鋼板，我和小朋友們緊張得小身體都渾身淌汗，第一次為國家付出重重憂心。
我父親是「學」字輩，我這一代是「立」字輩，下一代是「本」字輩。這種用字來排輩分的文化，可能始於大分裂的南北朝時代，是一種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這一點可以看出東西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稱呼爸爸的弟弟為約翰叔叔或強生叔叔，顯示出他們的個體的獨立存在。中國則稱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們親密無間的團皆，個體完全消失了。
家族不如親戚，親戚不如朋友。
他對於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學生，唯一的辦法就是打，每錯一道題，就打五手板。
有家長呵護的孩子不要打，沒有家長呵護的孩子仍是他的出氣筒。出氣筒，是的，由管教學生變成拿學生當出氣筒，是一個脾氣暴躁的教師的自然傾向。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一位老師，我不能原諒他的暴行。
在這一生中，我就後悔我當時不敢拔腿逃走，痛恨自己畏縮，沒有膽量。尤其是我必須自動伸出手挨打，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的重大悔辱，我不能忘懷。幾十年後我終於長大了，甚至長老了，我雖然沒有報復，但卻轉化成一種強烈的訴求，那就是我反對任何體罰，認為凡是體罰學生的教師，都應受到嚴厲的譴責。
我害怕學校，又逃不出學校，天地之大，我看起來只是一個牢籠。
我以輝縣平地人的身分看盤上山地人，縣城距盤上大約二十公里，認為盤上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而開封人看輝縣人，也認為輝縣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北京人看開封人，同樣認為開封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南方人看整個北方人，也認為北方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後來更發現，外國人認為中國人也都言語奇怪，沒有教養。
很多同學以及一部分老師，總誇獎我聰明，我確實聰明，但一個人一旦聰明倒認為不用學習就什麼都會的時候，就已經走到盡頭了。大家不是都說我聰明嗎？聰明不能使我學會功課，卻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黨的好朋友，考試的時候，專門傳小抄給我。
有一天，當我玩耍回家的時候，沒有進門就聽到繼母跟父親吵鬧的聲音，最熟悉的開封家裡那種扯破尊嚴、下流的嘶喊和辱罵，突然間重現眼前，繼母那種麗聲尖叫和不停的跳腳，輝縣人雖然原始落後，沒有見過世面，但是也沒有見過女人這樣發威的場景。大家所受的驚嚇，遠超過習慣這種叫罵的我。
姥姥是一個忠厚的老實人，也是一個最可憐的老人。
我自認小時候是一個壞孩子，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家庭教育，沒有累積下教養，個性又十分頑劣，使我無法成為一個馴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歡看的武俠小說，恰好和我潛意識中的反抗性格結合。
凡是參加蘿蔔團的同學，多少都會受白菜團同學的輕視或欺悔，不知道這是一個文化現象，或是個別的氣質，有錢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窮朋友，有錢人家的小孩四湖也同樣看不起他貧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學校為什麼設立這樣強烈對比的伙食團，這對窮孩子的自尊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們於是乎經常採用暴力──打架、罵粗話、跟老師對抗等等手段，來平服自己內心的自卑。(會讀書，不會讀書)
為了提升學生們的程度，規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課，全體學生都要留校而由老師們義務為大家補習。這種循循善誘的情誼，在以後多少年的日子裡，一想起來就深為感動，可是那個時候年齡還小，不能領會善良老師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長中逐漸顯現出來。星期天本來是應該玩的，為什麼不准玩？而且我爭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對這種無理的壓力有強烈的反彈意識。
心裡確有反抗的衝動，結果我沒有喊出來，因為我還是有點害怕。「郭定生冒犯師長，開除學籍。」、「你還不快逃，他們叫警察來了。」我才覺得真正不對勁，我本還想逞英雄，站在那裡，表示毫不動搖，但我實在是害怕到極點，於是就像一隻土撥鼠一樣，狼狽地順著小徑，跑得無影無蹤。這是我錯誤的第一步，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後悔終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來一遍，我絕不會冒犯老師。
一個煙癮來襲的人本來全身癱瘓，無氣無力，眼睛發直，毫無克制能力的流著口水，那種狼狽的情況，使人震驚。千萬記住，吸毒的人沒有羞恥心，絕對沒有羞恥心，女人就在這個時候賣淫，男人就在這個時候偷竊，只要能得到一包白粉。
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的典型人物！繼母總是發誓一定要戒斷。如果她不戒斷，她就是沒有心肝的禽獸。客人所知道的吸毒的壞處，繼母全知道，而繼母從深層挖掘出來的深一層的害處，連來說服她戒菸的客人都震驚得無話可說，我和弟弟妹妹們，在一旁親眼看到聽到，每一次都深深感動，認為家庭的災難終於過去了。然而，繼母照樣吸她的毒。
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鄉村，識字的男人，也就是讀過書的知識份子，為數不多，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文盲。男性的知識份子已經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識份子，更稀少的可憐。不要說識字的女性，就是從沒有纏過足，一直是天族的女性，在三零年代仍是罕見的稀有動物。
我從小就懷疑中國人對美和醜的鑑賞能力。
那時候的戀愛，都發生在表親之間，一旦雙方面關係是表兄妹，那簡直是天造地設，鐵定的一對，非戀愛不可，這由一零、二零年代，民國初年暢銷的小說書上，描寫的都是表兄妹戀情，可以得到證明。
絕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來達到自私的目的。
國民政府實行全國高中學生暑假軍事訓練，這是一個大規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統一運動。那些可塑性最強的青年，包括我在內，入伍不久就馴服的接受了這項思想，我們真的相信，蔣中正是英明的領袖，和民族的救星。
安內攘外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行動原則，既然有爭議，就不必去爭議，我們可以說，某種情形之下，這個原則是正確的，然而蔣中正卻在這個政策上失敗。
人生，挫折不可避免的，如果處理得不好，它就變成災難；如果處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層樓的階梯。
張學良以中央軍副統帥的身份，不僅暗中把中央軍的彈藥武器金錢輸送給敵人，還把中央軍的行動通知敵人，使敵人得以設下埋伏，這顯然是陣前叛變，而更扣押統帥，幾乎使全國陷於混戰，更是一種絕對不可以原諒的叛徒的行為。可是，到了後來，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同情張學良，並不是否認他是叛徒，而是對蔣中正軟禁他三十年之久，所作的強烈的反感。
毆打繼母在中國是一個多麼嚴重的惡行，它被全民、尤其是被儒家知識份子所譴責，也被政府當作殘酷的鎮壓目標。
多少年後，甚至到今天，我垂垂已老，仍不後悔對繼母的這次反抗行動，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把繼母毆打那一頓，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的懦弱。
做為一個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國。美國四出侵略，在世界上反而落個美名。英國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後來都成為擁護英國的友邦。只有日本，皇軍所到之處，除了種下仇恨的種子外，其他沒有任何收穫。
中國的腐敗、落後，與內部嚴重的分裂，把日本誘惑得如癡如狂，認為如不把這個鄰居一口下肚，簡直天理不容。
我希望(一輩子都這樣希望)跑到一個用不到文憑的地方，老死在那裡。
我一直慚愧這次對禮教的順從，假設人生能夠重來一遍的話，我絕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人並不信神，而只信鬼。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對抗日本和共產黨的沉重任務，交在我們手上。我們不知道如何去辦，中央團部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去辦。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態度，也不比共產黨對國民黨好到哪裡。他們最初把共產黨稱為「異黨」，後來轉變成為「匪黨」，只要狹路相逢，同樣暗下毒手。很多青年被槍斃、被活埋、被丟入黃河，到死都不知道他們觸犯的是哪一方？和他們愛國到底犯了什麼罪？
「中國人竟這麼徹底貧窮！」我開始懷疑：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如果是一個優秀的民族，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農民還在吃糠？
一個革命青年不應該計較任何名分。
劉峙是國民政府中有名的飯桶將軍，他除了拍馬逢迎外，什麼都不會。大隧道慘案雖然使他去職，但依照傳統官場文化，他不久就另外發表新職，而且是升了官。
「點名之後，領袖對我有了印象。」「放心吧，領袖對你不會有印象，點名是叫你對領袖有印象。」「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族可以斷送自己的地步。」可惜，我是一個沒有福氣的人，個性使我不吐不快。後來，遇事不但仍然說出來，更糟糕的是，甚至還用筆寫出來。
大學！你的大門怎麼難進！
我身子忽然發抖，我這個無母的孤兒，到了後來，有人誇獎說我無所畏懼，其實不然，我最畏懼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溫暖。
辦公室上一個無心的作業，往往使人的命運產生基本變化，假定我不懂東北大學，以後發展的軌道，可能不會走向台灣。
無論本省與外省同學，對於這種明顯的貧富差別待遇，竟然都無動於衷，認為是天經地義。
那時候男同學也有女同學的八倍之多，一直使女同學的身價，居高不下，外省同學因為窮得出奇，也就先天的屈於下風。男女兩人發生肉體關係並不等於跟對方寫下了保證書，她為什麼不能離開他？只要她想離開，她就有權離開。女人和男人睡一覺，就等於是簽下賣身契，萬世不能翻身，這是古老的男人壓制女人的手段，在二十世紀大學生腦筋裡居然存在，使我大為驚惶。
多少年來，「感覺」常使我洞燭機先，但也常使我備受傷害。
喧騰國際十二年之久的希特勒的感性誓言：他一輩子都不結婚，因為他愛德國，已和德國結婚，現在卻硬生生地跟一個活女人海誓山盟，這一些對我而言，都是嚴肅的教育：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諾和誓言的人，不是轉用它欺騙別人，就是已成為無可救藥的白痴。
這些大學生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高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跳舞？我幾乎是立刻就找到答案：我們是一個沒有歌聲的民族、沒有舞蹈的民族。傳統文化真是一個大醬缸，不要說不識字的小民，即令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大學生，一個個也都被醬成乾屎橜、醬蘿蔔。反傳統文化的思想，被這次營火啟蒙。
什麼是原子彈？沒有一個同學追問，日本仍是一個一流的強國。如果投在中國，恐怕三年之後，也不知道我們遇到了什麼。
蔣中正卻是一位反體制的先鋒，他一方面創造法律，一方面也破壞法律。
傳統的敬酒方式，和我的性格發生衝突。傳統敬酒，一向不管別人死活，只知道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威迫利誘，甚至哀求，目的只要對方喝酒，而且聲稱：「你如果把我當成朋友的話，請喝下這杯！」的威脅，敬酒的目的是表達自己的友情，使朋友高興，而不是表達自己的霸氣，使朋友痛苦。後來檢討，我拒絕的不僅是酒，而是那種氣氛和那種心態。粗脖子、紅眼睛的，那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敬酒，那是一種蛇飲。
日軍在中國的種種暴行，只是戰爭使人類體內潛伏的獸性爆發的結果：如果中國軍隊攻進東京，我不相信會比日本軍隊好到哪裡。使人大惑不解的是，德軍已為納粹的暴行像是人道歉，世人尊敬日耳曼民族是一個光明磊落、高品質的民族。日本卻始終拒絕承認他們曾經侵略，一味玩一些只有小小孩才玩的花樣，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出中國」，真使人作嘔。如果能選擇敵人的話，我們也不屑這樣窩囊的敵人，我們盼望的敵人是勝得漂亮、敗得漂亮。
一個國家為什麼不能有一個共同使用的語言？政府官員每天都好像十分忙碌，難道對他的國民不能互相溝通，毫無感覺？語言不同，是政治紛爭的主要一個原因。
「真」與「偽」完全跟著政治氣象走，片刻都不遲疑。
「共產黨真行！」、「不，這是恐怖下的產物，中國沒有管束自己的能力。」抗戰末期，政治腐敗到極點，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風紀也完全蕩然，國軍和土匪海盜，沒有分別，不要說從來不排隊，甚至從來不買票。一旦巢穴傾覆，只好排隊買票，而且還排的這麼規矩，只不過失去靠山，膽都碎了。
維持尊嚴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對飢餓和貧窮充滿了憎恨，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
每一個年輕人口中都在互相稱呼革命同志，我受不了那種虛假，有一種不能忍耐的衝動，共產黨的同志愛是制式的，一種紙花的美麗，比國民黨的同志愛還不可信賴。
國軍被人民解放軍徹底擊潰。這對大多數來說，是個意外，但對我來說，幾乎完全在意料之外。國軍的腐敗和喪失民心，已經到了谷底，軍紀蕩然無存，軍隊既不知道為什麼作戰？也不知道為誰作戰？剛到任的廣東省主席宋子文，第一道命令卻是要各縣修一個飛機場，以便他前往視察。覆亡逼在眉睫，還在那裡兒戲，使我悚然。相反的，人民解放軍的清新的形象，卻是有口皆碑。
人生的道路上，一個小石子有時候都會使你轉變方向，走入另一個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使我感覺到像台灣這樣的，有一種氣候、土壤、人情、風俗融合在一起，令人感到被接受的溫暖。台灣中華人的兩大族群──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一種移民的性格，那就是包容性。北方氣候嚴寒、冰天雪地，生存不易，和南方人比較，南方朋友的胸襟比較寬大，人和人相處盡可能地維持禮貌，保持從容，為自己也為別人留餘地。一個窮苦沒落的朋友前往投靠，他們總會善言接待，獻一杯茶。而北方人比較緊張，朋友一進門，主人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哭窮，把自己形容成一級貧戶，以使進門的朋友在聽到主人即將餓死的慘境之下，不能開口求援，只好起身告辭。
「閱讀非法書刊，為匪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竊聽共匪廣播，處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當天，我已經羈押了七個多月。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而且是慘敗。對於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無法一一處置，才把一些他們認為不足輕重的案件作一清理，大批釋放，我不過是幸運者之一。但幸運只能使人恢復自由，不能恢復工作。
我住在「附工」教職員宿舍，只有六個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這樣得度完我的餘年，我太疲憊了，可是苦難不會這麼輕鬆放過我。
那時政府有一個連自己都不相信的口號：「一年準備，二年反抗，三年掃蕩，五年成功」。重返大陸雖然不像後來那樣完全絕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麼的渺茫，也都互相體諒，甚至古禮在台灣落地生根。
對一個東方人而言，如果不瞭解聖經，簡直無法了解西方，聖經是西方文明的基礎。
中國教師沒有一個敢提出抗議。我決定用我的方法表達出來，表面上看來只是反抗美國人種族歧視，其實，我更憤怒這些中國人的畏怯和奴性(敢怒不敢言)。
我的野性，與其說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寧說是傾向文藝的和文學的。我從少年時代，就被各式各樣的武俠小說迷住，還幾乎瀏覽了當時大部份傳統的社會小說。
魯迅小說的沉重和積鬱，那種每一個字都像石磨一樣在心靈上轉動的壓力，把問題冷峻的刻劃出來。真正對我寫作啟蒙、以後對我寫作有幫助的，卻是一部既平凡又奇怪的書，那就是《作文描寫辭典》。
《自由中國》傳播民主自由思想，對社會弊端的直言不諱，在五零年代，成為台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那是撤退到台灣後，喘息舐傷，大陸上的慘敗，不但沒有使國民黨有任何醒悟，反而認為：「共產黨的成功，是我們國民黨太善良的緣故。」
蔣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歡慶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領袖，在台灣這個小島上，已聽不到任何追究大陸失守責任的聲音，而只有眾口一辭的讚美民族復興的救星，蔣中正自己也終於相信這一些都是真實的。
1956年，蔣中正忽然頒發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徵求直言詔」一樣，要各方面不要顧忌，盡量對政府提出批評。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永遠不會下達這種要人民批評的命令，因為輿論每天都在批評。
國民黨自從撤退到台灣，一提到共產到就心膽俱裂。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有鑑於過去潛伏的共產地下黨的氾濫，更變得歇斯底里。
在官場上一個重要法則，當你不知道頂頭上司是說什麼意思的話，千萬不要發言，當你被逼非發言不可的時候，那就要看你的聰明了。
越是有權柄的人，他的神經繃得越緊，盲點也越多。
巫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是無所不在的病毒，被咬過的人，才知道他的厲害。一切謹慎就是，不要得罪人。謹言慎行。我平常本樹立了不少 敵人，現在，更成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不到一些醜聞，和足以置我於死地的共產黨有關的一些傳言，越來越嚴重。我完全孤立，沒有一個人和我說話，也有一些朋友前來勸解。不在乎任何批評和阻礙，正是我的盲點。
社會的黑暗，反映這個社會的品質，傳統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不把人當人，尤其不把女人當人。雜文富於社會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條鞭子，它雖不是魯迅先生所創的文體，但卻是由它發揚光大，他更是對抗暴政的利器，因為它每一次出擊，都直接擊中要害，但也是一種兩頭尖的利器，會同時傷害到自己。在那個威權至上而肅殺之氣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會如一潭死水。
由於對共產黨深懷恐懼，所以把共產黨視為天神，認為它既無所不在，又無所不能。
「警備司令部的說，柏楊以後該乖了吧！」偏偏，我不但沒有變乖，反而從內心激發出一種使命感，覺得應該接下自由中國交出來的棒子。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靠著膽大包天和一時的運氣，發揮了聾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斷寫下去。為了減少阻力，我用最不嚴肅的方式，討論最嚴肅的問題，幽默最容易凝聚讀者群，也最容易引發更多人關注我們社會的病態。
我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
理論對創作並沒有太大幫助，而只對欣賞有幫助。
嫉妒，也就是「紅眼病」，是醬缸文化最可怕的病毒。白色恐怖時代，每一個新聞記者、每一個作家，心裡都有一個小型警備司令部，落筆的時候，會自動提出質疑：「警備司令部會有什麼想法？」
「自以為是民族救星」，結果一個字判一年，八個字判八年，恐怕是世界上最昂貴稿酬，這正是當年文化人的處境。
承認A罪刑，不是災難結束，而是災難的開始。特務如果在乎犯人死活，他就不是特務了。
我相信他們在社會上，一定會是一個溫柔敦厚的朋友，可是無限權力和潛在的獸性，使他們變性。
你真是小說，你這篇小說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政商檢調警是一體的，法律在他們手上，我們束手無策。
當初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絕食，這時也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覺得荒謬，其中一個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的理由是：「我要活下去，好記下我的遭遇！」
自從羅馬法頒布以來，再野蠻國家的法律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布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
因而獲得美國支持的信心大增，認為美國的友誼牢不可破，永不會拋棄我們，把毒氣遷儲台灣，就是顯明的保證。
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一個毛病，恐怖時期的政府，總是在它的領海上找一個孤島，囚禁重要人犯，法國就有一個魔鬼島，南非也有一個羅本島。日本佔領台灣時，就把火燒島當作囚禁反日份子的天然監獄，台灣回歸祖國以後，國民政府把火燒島改名為綠島，但它的任務並沒有改。
政治犯監獄，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瘋子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廢鐵的地方，也是出金剛的地方。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和基本教育，坐牢的時候，會毫無遮攔地呈現出來。
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不可原諒的罪惡深為痛恨，自然而然地傾向社會主義。
堅強的性格，使他無法放棄他的理念。
「我們從不教人招什麼，你自己做了什麼，就招什麼。」如果只看筆錄，只看口供，每句話都是囚犯說的，事實上，每句話都是特務說的。
好像是黑社會的洗錢一樣，軍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業，使它合法而已，軍法官假定判決某一個政治犯無罪，他的下場就是自己成了下一個政治犯。
大腦是一個最難控制的東西，越是不願去想的事，越會更強烈的去想。鐵窗外面的事不去想！
這樣作，不但尖銳的違反傳統，簡直是另立傳統，一定會招來老傳統的反擊「管什麼傳統？應該只管創新，能不能夠站得住腳，由讀者決定。」
「日有所見，夜有所夢」日無所見的時候，儲備不出來作夢的素材，自然無夢。長期坐牢的政治犯心靈，好像壓乾了的果實，失去原有的滋潤和滋味。
任何歡樂都有結束的時候，團圓也都有缺失的時候，原是一種人生無可奈何的結局。然而，如果改為「天下沒有不結束的暴政」，同樣也是一種定律。
由當年極端崇拜，到逐漸對他質疑，信心動搖，以致完全崩潰。這位全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喪失了一萬平方公里巨大的國土，把十億「敬愛他、服從他領導」的人民，丟棄給一個被稱為「共匪」的殘暴敵人，自己落荒而逃，逃到大海一角，竟沒有絲毫責任，責任反而都是別人的，也不受任何法律審判，反而要審判別人，狼狽的失敗，反而證明他更英明，實在令人作嘔。
就是因為你不聽話，才教訓教訓你。你看，你到現在仍然不聽話，竟想回絕上級的安排，你以為我們不敢管訓你是不是？
一個充滿了勢利眼的社會，固然使人心寒，但一個完全沒有勢利眼的社會，也會平淡枯燥。歷史上沒有奸邪，哪能顯出忠貞？沒有勢利眼，又怎麼顯現出道義美德。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人世真如滄海桑田，美景從來不會重現。「你為我們坐牢，太辛苦了！」
「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我立刻有一種被悔辱的感覺，她表達的正是傳統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種思想。于紉蘭大姊當然不會悔辱我，她只是想減少我的痛苦，但這兩句話卻說明了中國人沉淪醬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據理力爭。傳統文化中，既成事實就是真理，只要幫兇喊一聲，哭聲就得停止，訴冤就得停止，追查兇手就得停止。膽敢不停止，就是別有居心，非善良之輩，應受到嚴厲譴責。於是，中國人遂被訓練為永遠像權勢下跪的動物。
我認為「又怎麼辦」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這是暴君暴官畏懼報復，專門為培養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綱領，被害者這一方不能用來麻醉自己。
「緣」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這個土壤，自然迅速長出果實。
在我們國家裡，作家的言論一旦受到箝制，或政府決心興起文字獄，很多知識分子，不是閉口自保，就是索性縱身投懷，希望分一點渣汁。就是在旁鼓掌稱快，甚至認為暴君暴官下手太輕！中國人真是病了，文化人更是病的沉重。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悲慘的內鬥，醬缸文化孕育出來的定律如此。
一個國家為什麼一定要那麼大？人民幸福才是第一重要，國土大而人民生活貧苦，只能算是地域。「聖瑪利諾」他們至少七百年沒有戰爭，也就是說，從宋王朝迄今，都平安的度神仙歲月。多麼奇妙的山河！多麼幸福的人生！
文化人最大的錯誤，就是高估暴君贓官們的智慧，認為他們會做某些事，或不會做某些事。
少數人霸占壟斷知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每一個普通讀者都可以直接吸收知識。
人，如果靈性高一點，人性也會相對提升。有些人有的是鬥爭能力，卻獨缺幽默，使人長嘆。
但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
更妙的一次，寫到一半，毫無預警，他已睡著了；等護士拿藥進來，把他吵醒，他在沒有提示之下，立刻接著下一句，銜接之順，也令人佩服，他睡前與睡後，腦筋是連線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而跟生日同樣曖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裡。
說明了世界上確實有很多絕頂聰明人，實際上卻是那麼愚昧無知。
無論是哲學或科學，無論是政治或軍事，無論是文化或商業，一旦最高指導原則犯了錯誤，一定是一場悲劇。而它是不是錯誤的，並不一定不可以驗察，只要允許公開辯論就行了。一旦不准許公開辯論，指導原則變成皇后的貞操，不容許質疑，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上帝不能跟每一個人同在，所以賜給他一個母親。
「十八層地獄」的一個場景印象，再嫁是一種醜聞，所以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我內心的焦慮。
「你這個叫炮頭，每次你爸爸在家的時候，你就仗著爸爸的視力不聽話，找彆扭，叫妳回房睡，你偏睡在院子裡，叫你爸爸認為我不疼妳是不是！現在你爸爸不在家，你還仗勢誰？我要活活把你打死！」
我這才逐漸的感覺到，繼母跟親娘不一樣，悲哀和怨恨在心中滋長，不過，事實上，我不是一個可愛的男孩，我倔強、逃學、功課不好、總是打架，也就是在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不聽話、不乖的男孩。我雖然努力討好繼母，但在性格上使我學不會卑膝奴顏，也說不出討人歡喜的一些話。
我一生在求學上所遭遇到的困難，使我終生沒有在一個學校畢過業，從小學到大學，每一個學校如果不是被迫離開，就是從學校開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創造了一些奇蹟，這個終生不斷被開除、從沒有畢過業的現象，應是一項奇蹟。
小學讀二年級，當時老師用「千鈞一髮」這個成語，形容中國命運，解釋說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頭髮，下面懸掛著千斤重量的鋼板，我和小朋友們緊張得小身體都渾身淌汗，第一次為國家付出重重憂心。
我父親是「學」字輩，我這一代是「立」字輩，下一代是「本」字輩。這種用字來排輩分的文化，可能始於大分裂的南北朝時代，是一種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這一點可以看出東西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稱呼爸爸的弟弟為約翰叔叔或強生叔叔，顯示出他們的個體的獨立存在。中國則稱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們親密無間的團皆，個體完全消失了。
家族不如親戚，親戚不如朋友。
他對於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學生，唯一的辦法就是打，每錯一道題，就打五手板。
有家長呵護的孩子不要打，沒有家長呵護的孩子仍是他的出氣筒。出氣筒，是的，由管教學生變成拿學生當出氣筒，是一個脾氣暴躁的教師的自然傾向。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一位老師，我不能原諒他的暴行。
在這一生中，我就後悔我當時不敢拔腿逃走，痛恨自己畏縮，沒有膽量。尤其是我必須自動伸出手挨打，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的重大悔辱，我不能忘懷。幾十年後我終於長大了，甚至長老了，我雖然沒有報復，但卻轉化成一種強烈的訴求，那就是我反對任何體罰，認為凡是體罰學生的教師，都應受到嚴厲的譴責。
我害怕學校，又逃不出學校，天地之大，我看起來只是一個牢籠。
我以輝縣平地人的身分看盤上山地人，縣城距盤上大約二十公里，認為盤上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而開封人看輝縣人，也認為輝縣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北京人看開封人，同樣認為開封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南方人看整個北方人，也認為北方人言語奇怪，沒有教養。後來更發現，外國人認為中國人也都言語奇怪，沒有教養。
很多同學以及一部分老師，總誇獎我聰明，我確實聰明，但一個人一旦聰明倒認為不用學習就什麼都會的時候，就已經走到盡頭了。大家不是都說我聰明嗎？聰明不能使我學會功課，卻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黨的好朋友，考試的時候，專門傳小抄給我。
有一天，當我玩耍回家的時候，沒有進門就聽到繼母跟父親吵鬧的聲音，最熟悉的開封家裡那種扯破尊嚴、下流的嘶喊和辱罵，突然間重現眼前，繼母那種麗聲尖叫和不停的跳腳，輝縣人雖然原始落後，沒有見過世面，但是也沒有見過女人這樣發威的場景。大家所受的驚嚇，遠超過習慣這種叫罵的我。
姥姥是一個忠厚的老實人，也是一個最可憐的老人。
我自認小時候是一個壞孩子，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家庭教育，沒有累積下教養，個性又十分頑劣，使我無法成為一個馴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歡看的武俠小說，恰好和我潛意識中的反抗性格結合。
凡是參加蘿蔔團的同學，多少都會受白菜團同學的輕視或欺悔，不知道這是一個文化現象，或是個別的氣質，有錢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窮朋友，有錢人家的小孩四湖也同樣看不起他貧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學校為什麼設立這樣強烈對比的伙食團，這對窮孩子的自尊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們於是乎經常採用暴力──打架、罵粗話、跟老師對抗等等手段，來平服自己內心的自卑。(會讀書，不會讀書)
為了提升學生們的程度，規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課，全體學生都要留校而由老師們義務為大家補習。這種循循善誘的情誼，在以後多少年的日子裡，一想起來就深為感動，可是那個時候年齡還小，不能領會善良老師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長中逐漸顯現出來。星期天本來是應該玩的，為什麼不准玩？而且我爭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對這種無理的壓力有強烈的反彈意識。
心裡確有反抗的衝動，結果我沒有喊出來，因為我還是有點害怕。「郭定生冒犯師長，開除學籍。」、「你還不快逃，他們叫警察來了。」我才覺得真正不對勁，我本還想逞英雄，站在那裡，表示毫不動搖，但我實在是害怕到極點，於是就像一隻土撥鼠一樣，狼狽地順著小徑，跑得無影無蹤。這是我錯誤的第一步，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後悔終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來一遍，我絕不會冒犯老師。
一個煙癮來襲的人本來全身癱瘓，無氣無力，眼睛發直，毫無克制能力的流著口水，那種狼狽的情況，使人震驚。千萬記住，吸毒的人沒有羞恥心，絕對沒有羞恥心，女人就在這個時候賣淫，男人就在這個時候偷竊，只要能得到一包白粉。
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的典型人物！繼母總是發誓一定要戒斷。如果她不戒斷，她就是沒有心肝的禽獸。客人所知道的吸毒的壞處，繼母全知道，而繼母從深層挖掘出來的深一層的害處，連來說服她戒菸的客人都震驚得無話可說，我和弟弟妹妹們，在一旁親眼看到聽到，每一次都深深感動，認為家庭的災難終於過去了。然而，繼母照樣吸她的毒。
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鄉村，識字的男人，也就是讀過書的知識份子，為數不多，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文盲。男性的知識份子已經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識份子，更稀少的可憐。不要說識字的女性，就是從沒有纏過足，一直是天族的女性，在三零年代仍是罕見的稀有動物。
我從小就懷疑中國人對美和醜的鑑賞能力。
那時候的戀愛，都發生在表親之間，一旦雙方面關係是表兄妹，那簡直是天造地設，鐵定的一對，非戀愛不可，這由一零、二零年代，民國初年暢銷的小說書上，描寫的都是表兄妹戀情，可以得到證明。
絕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來達到自私的目的。
國民政府實行全國高中學生暑假軍事訓練，這是一個大規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統一運動。那些可塑性最強的青年，包括我在內，入伍不久就馴服的接受了這項思想，我們真的相信，蔣中正是英明的領袖，和民族的救星。
安內攘外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行動原則，既然有爭議，就不必去爭議，我們可以說，某種情形之下，這個原則是正確的，然而蔣中正卻在這個政策上失敗。
人生，挫折不可避免的，如果處理得不好，它就變成災難；如果處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層樓的階梯。
張學良以中央軍副統帥的身份，不僅暗中把中央軍的彈藥武器金錢輸送給敵人，還把中央軍的行動通知敵人，使敵人得以設下埋伏，這顯然是陣前叛變，而更扣押統帥，幾乎使全國陷於混戰，更是一種絕對不可以原諒的叛徒的行為。可是，到了後來，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同情張學良，並不是否認他是叛徒，而是對蔣中正軟禁他三十年之久，所作的強烈的反感。
毆打繼母在中國是一個多麼嚴重的惡行，它被全民、尤其是被儒家知識份子所譴責，也被政府當作殘酷的鎮壓目標。
多少年後，甚至到今天，我垂垂已老，仍不後悔對繼母的這次反抗行動，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把繼母毆打那一頓，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的懦弱。
做為一個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國。美國四出侵略，在世界上反而落個美名。英國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後來都成為擁護英國的友邦。只有日本，皇軍所到之處，除了種下仇恨的種子外，其他沒有任何收穫。
中國的腐敗、落後，與內部嚴重的分裂，把日本誘惑得如癡如狂，認為如不把這個鄰居一口下肚，簡直天理不容。
我希望(一輩子都這樣希望)跑到一個用不到文憑的地方，老死在那裡。
我一直慚愧這次對禮教的順從，假設人生能夠重來一遍的話，我絕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人並不信神，而只信鬼。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對抗日本和共產黨的沉重任務，交在我們手上。我們不知道如何去辦，中央團部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去辦。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態度，也不比共產黨對國民黨好到哪裡。他們最初把共產黨稱為「異黨」，後來轉變成為「匪黨」，只要狹路相逢，同樣暗下毒手。很多青年被槍斃、被活埋、被丟入黃河，到死都不知道他們觸犯的是哪一方？和他們愛國到底犯了什麼罪？
「中國人竟這麼徹底貧窮！」我開始懷疑：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如果是一個優秀的民族，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農民還在吃糠？
一個革命青年不應該計較任何名分。
劉峙是國民政府中有名的飯桶將軍，他除了拍馬逢迎外，什麼都不會。大隧道慘案雖然使他去職，但依照傳統官場文化，他不久就另外發表新職，而且是升了官。
「點名之後，領袖對我有了印象。」「放心吧，領袖對你不會有印象，點名是叫你對領袖有印象。」「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族可以斷送自己的地步。」可惜，我是一個沒有福氣的人，個性使我不吐不快。後來，遇事不但仍然說出來，更糟糕的是，甚至還用筆寫出來。
大學！你的大門怎麼難進！
我身子忽然發抖，我這個無母的孤兒，到了後來，有人誇獎說我無所畏懼，其實不然，我最畏懼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溫暖。
辦公室上一個無心的作業，往往使人的命運產生基本變化，假定我不懂東北大學，以後發展的軌道，可能不會走向台灣。
無論本省與外省同學，對於這種明顯的貧富差別待遇，竟然都無動於衷，認為是天經地義。
那時候男同學也有女同學的八倍之多，一直使女同學的身價，居高不下，外省同學因為窮得出奇，也就先天的屈於下風。男女兩人發生肉體關係並不等於跟對方寫下了保證書，她為什麼不能離開他？只要她想離開，她就有權離開。女人和男人睡一覺，就等於是簽下賣身契，萬世不能翻身，這是古老的男人壓制女人的手段，在二十世紀大學生腦筋裡居然存在，使我大為驚惶。
多少年來，「感覺」常使我洞燭機先，但也常使我備受傷害。
喧騰國際十二年之久的希特勒的感性誓言：他一輩子都不結婚，因為他愛德國，已和德國結婚，現在卻硬生生地跟一個活女人海誓山盟，這一些對我而言，都是嚴肅的教育：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諾和誓言的人，不是轉用它欺騙別人，就是已成為無可救藥的白痴。
這些大學生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高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跳舞？我幾乎是立刻就找到答案：我們是一個沒有歌聲的民族、沒有舞蹈的民族。傳統文化真是一個大醬缸，不要說不識字的小民，即令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大學生，一個個也都被醬成乾屎橜、醬蘿蔔。反傳統文化的思想，被這次營火啟蒙。
什麼是原子彈？沒有一個同學追問，日本仍是一個一流的強國。如果投在中國，恐怕三年之後，也不知道我們遇到了什麼。
蔣中正卻是一位反體制的先鋒，他一方面創造法律，一方面也破壞法律。
傳統的敬酒方式，和我的性格發生衝突。傳統敬酒，一向不管別人死活，只知道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威迫利誘，甚至哀求，目的只要對方喝酒，而且聲稱：「你如果把我當成朋友的話，請喝下這杯！」的威脅，敬酒的目的是表達自己的友情，使朋友高興，而不是表達自己的霸氣，使朋友痛苦。後來檢討，我拒絕的不僅是酒，而是那種氣氛和那種心態。粗脖子、紅眼睛的，那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敬酒，那是一種蛇飲。
日軍在中國的種種暴行，只是戰爭使人類體內潛伏的獸性爆發的結果：如果中國軍隊攻進東京，我不相信會比日本軍隊好到哪裡。使人大惑不解的是，德軍已為納粹的暴行像是人道歉，世人尊敬日耳曼民族是一個光明磊落、高品質的民族。日本卻始終拒絕承認他們曾經侵略，一味玩一些只有小小孩才玩的花樣，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出中國」，真使人作嘔。如果能選擇敵人的話，我們也不屑這樣窩囊的敵人，我們盼望的敵人是勝得漂亮、敗得漂亮。
一個國家為什麼不能有一個共同使用的語言？政府官員每天都好像十分忙碌，難道對他的國民不能互相溝通，毫無感覺？語言不同，是政治紛爭的主要一個原因。
「真」與「偽」完全跟著政治氣象走，片刻都不遲疑。
「共產黨真行！」、「不，這是恐怖下的產物，中國沒有管束自己的能力。」抗戰末期，政治腐敗到極點，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風紀也完全蕩然，國軍和土匪海盜，沒有分別，不要說從來不排隊，甚至從來不買票。一旦巢穴傾覆，只好排隊買票，而且還排的這麼規矩，只不過失去靠山，膽都碎了。
維持尊嚴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對飢餓和貧窮充滿了憎恨，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
每一個年輕人口中都在互相稱呼革命同志，我受不了那種虛假，有一種不能忍耐的衝動，共產黨的同志愛是制式的，一種紙花的美麗，比國民黨的同志愛還不可信賴。
國軍被人民解放軍徹底擊潰。這對大多數來說，是個意外，但對我來說，幾乎完全在意料之外。國軍的腐敗和喪失民心，已經到了谷底，軍紀蕩然無存，軍隊既不知道為什麼作戰？也不知道為誰作戰？剛到任的廣東省主席宋子文，第一道命令卻是要各縣修一個飛機場，以便他前往視察。覆亡逼在眉睫，還在那裡兒戲，使我悚然。相反的，人民解放軍的清新的形象，卻是有口皆碑。
人生的道路上，一個小石子有時候都會使你轉變方向，走入另一個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使我感覺到像台灣這樣的，有一種氣候、土壤、人情、風俗融合在一起，令人感到被接受的溫暖。台灣中華人的兩大族群──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一種移民的性格，那就是包容性。北方氣候嚴寒、冰天雪地，生存不易，和南方人比較，南方朋友的胸襟比較寬大，人和人相處盡可能地維持禮貌，保持從容，為自己也為別人留餘地。一個窮苦沒落的朋友前往投靠，他們總會善言接待，獻一杯茶。而北方人比較緊張，朋友一進門，主人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哭窮，把自己形容成一級貧戶，以使進門的朋友在聽到主人即將餓死的慘境之下，不能開口求援，只好起身告辭。
「閱讀非法書刊，為匪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竊聽共匪廣播，處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當天，我已經羈押了七個多月。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而且是慘敗。對於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無法一一處置，才把一些他們認為不足輕重的案件作一清理，大批釋放，我不過是幸運者之一。但幸運只能使人恢復自由，不能恢復工作。
我住在「附工」教職員宿舍，只有六個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這樣得度完我的餘年，我太疲憊了，可是苦難不會這麼輕鬆放過我。
那時政府有一個連自己都不相信的口號：「一年準備，二年反抗，三年掃蕩，五年成功」。重返大陸雖然不像後來那樣完全絕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麼的渺茫，也都互相體諒，甚至古禮在台灣落地生根。
對一個東方人而言，如果不瞭解聖經，簡直無法了解西方，聖經是西方文明的基礎。
中國教師沒有一個敢提出抗議。我決定用我的方法表達出來，表面上看來只是反抗美國人種族歧視，其實，我更憤怒這些中國人的畏怯和奴性(敢怒不敢言)。
我的野性，與其說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寧說是傾向文藝的和文學的。我從少年時代，就被各式各樣的武俠小說迷住，還幾乎瀏覽了當時大部份傳統的社會小說。
魯迅小說的沉重和積鬱，那種每一個字都像石磨一樣在心靈上轉動的壓力，把問題冷峻的刻劃出來。真正對我寫作啟蒙、以後對我寫作有幫助的，卻是一部既平凡又奇怪的書，那就是《作文描寫辭典》。
《自由中國》傳播民主自由思想，對社會弊端的直言不諱，在五零年代，成為台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那是撤退到台灣後，喘息舐傷，大陸上的慘敗，不但沒有使國民黨有任何醒悟，反而認為：「共產黨的成功，是我們國民黨太善良的緣故。」
蔣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歡慶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領袖，在台灣這個小島上，已聽不到任何追究大陸失守責任的聲音，而只有眾口一辭的讚美民族復興的救星，蔣中正自己也終於相信這一些都是真實的。
1956年，蔣中正忽然頒發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徵求直言詔」一樣，要各方面不要顧忌，盡量對政府提出批評。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永遠不會下達這種要人民批評的命令，因為輿論每天都在批評。
國民黨自從撤退到台灣，一提到共產到就心膽俱裂。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有鑑於過去潛伏的共產地下黨的氾濫，更變得歇斯底里。
在官場上一個重要法則，當你不知道頂頭上司是說什麼意思的話，千萬不要發言，當你被逼非發言不可的時候，那就要看你的聰明了。
越是有權柄的人，他的神經繃得越緊，盲點也越多。
巫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是無所不在的病毒，被咬過的人，才知道他的厲害。一切謹慎就是，不要得罪人。謹言慎行。我平常本樹立了不少 敵人，現在，更成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不到一些醜聞，和足以置我於死地的共產黨有關的一些傳言，越來越嚴重。我完全孤立，沒有一個人和我說話，也有一些朋友前來勸解。不在乎任何批評和阻礙，正是我的盲點。
社會的黑暗，反映這個社會的品質，傳統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不把人當人，尤其不把女人當人。雜文富於社會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條鞭子，它雖不是魯迅先生所創的文體，但卻是由它發揚光大，他更是對抗暴政的利器，因為它每一次出擊，都直接擊中要害，但也是一種兩頭尖的利器，會同時傷害到自己。在那個威權至上而肅殺之氣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會如一潭死水。
由於對共產黨深懷恐懼，所以把共產黨視為天神，認為它既無所不在，又無所不能。
「警備司令部的說，柏楊以後該乖了吧！」偏偏，我不但沒有變乖，反而從內心激發出一種使命感，覺得應該接下自由中國交出來的棒子。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靠著膽大包天和一時的運氣，發揮了聾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斷寫下去。為了減少阻力，我用最不嚴肅的方式，討論最嚴肅的問題，幽默最容易凝聚讀者群，也最容易引發更多人關注我們社會的病態。
我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
理論對創作並沒有太大幫助，而只對欣賞有幫助。
嫉妒，也就是「紅眼病」，是醬缸文化最可怕的病毒。白色恐怖時代，每一個新聞記者、每一個作家，心裡都有一個小型警備司令部，落筆的時候，會自動提出質疑：「警備司令部會有什麼想法？」
「自以為是民族救星」，結果一個字判一年，八個字判八年，恐怕是世界上最昂貴稿酬，這正是當年文化人的處境。
承認A罪刑，不是災難結束，而是災難的開始。特務如果在乎犯人死活，他就不是特務了。
我相信他們在社會上，一定會是一個溫柔敦厚的朋友，可是無限權力和潛在的獸性，使他們變性。
你真是小說，你這篇小說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政商檢調警是一體的，法律在他們手上，我們束手無策。
當初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絕食，這時也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覺得荒謬，其中一個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的理由是：「我要活下去，好記下我的遭遇！」
自從羅馬法頒布以來，再野蠻國家的法律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布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
因而獲得美國支持的信心大增，認為美國的友誼牢不可破，永不會拋棄我們，把毒氣遷儲台灣，就是顯明的保證。
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一個毛病，恐怖時期的政府，總是在它的領海上找一個孤島，囚禁重要人犯，法國就有一個魔鬼島，南非也有一個羅本島。日本佔領台灣時，就把火燒島當作囚禁反日份子的天然監獄，台灣回歸祖國以後，國民政府把火燒島改名為綠島，但它的任務並沒有改。
政治犯監獄，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瘋子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廢鐵的地方，也是出金剛的地方。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和基本教育，坐牢的時候，會毫無遮攔地呈現出來。
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不可原諒的罪惡深為痛恨，自然而然地傾向社會主義。
堅強的性格，使他無法放棄他的理念。
「我們從不教人招什麼，你自己做了什麼，就招什麼。」如果只看筆錄，只看口供，每句話都是囚犯說的，事實上，每句話都是特務說的。
好像是黑社會的洗錢一樣，軍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業，使它合法而已，軍法官假定判決某一個政治犯無罪，他的下場就是自己成了下一個政治犯。
大腦是一個最難控制的東西，越是不願去想的事，越會更強烈的去想。鐵窗外面的事不去想！
這樣作，不但尖銳的違反傳統，簡直是另立傳統，一定會招來老傳統的反擊「管什麼傳統？應該只管創新，能不能夠站得住腳，由讀者決定。」
「日有所見，夜有所夢」日無所見的時候，儲備不出來作夢的素材，自然無夢。長期坐牢的政治犯心靈，好像壓乾了的果實，失去原有的滋潤和滋味。
任何歡樂都有結束的時候，團圓也都有缺失的時候，原是一種人生無可奈何的結局。然而，如果改為「天下沒有不結束的暴政」，同樣也是一種定律。
由當年極端崇拜，到逐漸對他質疑，信心動搖，以致完全崩潰。這位全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喪失了一萬平方公里巨大的國土，把十億「敬愛他、服從他領導」的人民，丟棄給一個被稱為「共匪」的殘暴敵人，自己落荒而逃，逃到大海一角，竟沒有絲毫責任，責任反而都是別人的，也不受任何法律審判，反而要審判別人，狼狽的失敗，反而證明他更英明，實在令人作嘔。
就是因為你不聽話，才教訓教訓你。你看，你到現在仍然不聽話，竟想回絕上級的安排，你以為我們不敢管訓你是不是？
一個充滿了勢利眼的社會，固然使人心寒，但一個完全沒有勢利眼的社會，也會平淡枯燥。歷史上沒有奸邪，哪能顯出忠貞？沒有勢利眼，又怎麼顯現出道義美德。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人世真如滄海桑田，美景從來不會重現。「你為我們坐牢，太辛苦了！」
「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我立刻有一種被悔辱的感覺，她表達的正是傳統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種思想。于紉蘭大姊當然不會悔辱我，她只是想減少我的痛苦，但這兩句話卻說明了中國人沉淪醬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據理力爭。傳統文化中，既成事實就是真理，只要幫兇喊一聲，哭聲就得停止，訴冤就得停止，追查兇手就得停止。膽敢不停止，就是別有居心，非善良之輩，應受到嚴厲譴責。於是，中國人遂被訓練為永遠像權勢下跪的動物。
我認為「又怎麼辦」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這是暴君暴官畏懼報復，專門為培養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綱領，被害者這一方不能用來麻醉自己。
「緣」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這個土壤，自然迅速長出果實。
在我們國家裡，作家的言論一旦受到箝制，或政府決心興起文字獄，很多知識分子，不是閉口自保，就是索性縱身投懷，希望分一點渣汁。就是在旁鼓掌稱快，甚至認為暴君暴官下手太輕！中國人真是病了，文化人更是病的沉重。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悲慘的內鬥，醬缸文化孕育出來的定律如此。
一個國家為什麼一定要那麼大？人民幸福才是第一重要，國土大而人民生活貧苦，只能算是地域。「聖瑪利諾」他們至少七百年沒有戰爭，也就是說，從宋王朝迄今，都平安的度神仙歲月。多麼奇妙的山河！多麼幸福的人生！
文化人最大的錯誤，就是高估暴君贓官們的智慧，認為他們會做某些事，或不會做某些事。
少數人霸占壟斷知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每一個普通讀者都可以直接吸收知識。
人，如果靈性高一點，人性也會相對提升。有些人有的是鬥爭能力，卻獨缺幽默，使人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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